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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‘弑父的过程在法学上的表现，我认为，就是首先要象正来教授这样反思到中国法学/法制受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，但犹未也，还要进一步看到其实西方现代化范式不过是正来教授所表达的所谓‘西方法律理想图景所引导的一个结果，进到这一层，那么当正来教授提出‘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时候，实际上意味着‘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必须建立在‘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之上，并进一步扬弃‘西方法律理想图景，发现更深刻的东西，……唯有如此，中国人的心智才能说是长大了，如果中国的法学/法制完全在西方法学/法制之外，则‘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岂非空谈？。

真正和平，是从争讼里寻出来的![32]这两点帽子很大，把它们说成了中华民族的劣根性，而作者又自负得很，说什么儒家的简单头脑怎么见得这样微妙的真理呢？那作者所说的微妙的真理是什么呢？那就是：泼妇骂街是因为无讼以求，没有真正的和平也是因为无讼以求。中国是由数千年道德浇灌的文明厚土，因此而有延绵不绝的文化传承，有四海为家而永远不能涤除的乡愁，有无论是国破家亡还是欣逢盛世时浓郁的家国情怀。

[13]至于其他民主权利，如果要避免其虚妄性，也必须遵循权利获取的正常途径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了解客观的规律，作出正当的行为，发出有利于自己同时无害于社会的呼声。这些都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否定的东西。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探索与实践的过程，粗略划分可以分几个大的阶段——革命战争时期，建国后的前30年，后30年，当今。而政治革命呢，建国后的前30年几乎没有断过，大的有三反、五反、反右、四清、文革等，运动一个接着一个。但是，道德和权利有自己的存在方式，有自己的运行轨迹，这不是由法律决定的，相反，则是法律必须遵循的，也就是我们曾说过的，道德和权利是法律的内容性规定。

在历史记载中，从周朝开始就有了调解，以后各朝各代都有所继承和发展，到了今天，我们有人民调解、仲裁调解、司法调解、行政调解等，内容更加丰富，这是无讼以求的现代表现。对于那些无中生有、捕风捉影、造谣生事、恶意攻击的言行，不仅不能算作政治权利，而且还要根据其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的程度，或予戒劝，或予禁止，或予惩罚。我们如此推重道德在中华法系中的作用，人们或许会认为大谬不然，请看沈家本辈对中华法系中道德因素的肆意剔除，续看王世杰辈对中华法系中道德因素的嗤之以鼻，再看当代中国法学家对中华法系中道德因素的讳莫如深，几乎无人理睬中华法系的道德内涵，更不要说为中华法系的独特优势喝彩了。

[5]耶林继续煽情到：这是一种对伟大的民族使命的襄助，他被委托去为之，他可能了解或不了解这一使命本身。道，从认识论角度看，在古代，一侧是孔子孟子对人性善的褒赞，衍化为人生道德。今夷人慕义远来，乃侵其利，所得几何，而亏辱大体多矣。[87] 《中庸》 进入 方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。

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。表面上看似乎如此，但从历史的长程看却未必尽然，重农抑商自秦汉以降一直是中国的基本国策，而正是在这一时段的绝大部分时间，中国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，这在史学界是有定评的。

[71] 《史记·平准书》[72] 同上。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。孔子并没有受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薰染，他可能只是将历史上的传说或文献整理出来，加上他当时的理解，为我们留下来这一关于人类社会早期状态的宝贵资料。它把宗教的虔诚、骑士的热忱、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，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。

经此历练，人性中自然流淌而出的德行，在文明时代人们追逐自身利益的湍激下，演进为宏丰恒久的道德学说，哺育着中华民族历久不绝的历史长程，于千难万险中一路走来，屡踣屡起，终而能在世界中卓然而成为唯一文明根脉不断、版图扩张天成、民族融合自然、人类聚集最众之中国。他追求自己的利益，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。于是，列宁在俄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后，就着手消灭商品货币关系，然而却导致了国民经济的混乱。实际上，正是以文明进步的名义，他宣称，美国印地安土著的‘粗鄙行为‘使根除成为正当。

加之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为这样的权利获致进行了大量的论证，甚至为之作神圣化的褒赞，使之更显得理直气壮、神彩飞扬。后来，这些规定虽然放松了，但商人的子孙都不能进仕途。

三 权利关系自身的矛盾进展上面我们分别谈到权利关系的两极化，一极是对个人权利的神圣化，将个人权利尽力拔高，以致与权利现实愈行愈远。谁的手上没有沾满鲜血？!二战以后，随着殖民地国家反殖民运动的风起云涌，又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襄助，西方殖民体系开始瓦解，各宗主国龟缩回自己的老巢，加之联合国旗帜下世界人权运动的勃兴，无论是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新兴的民族国家，个人权利又有了一个大的发展。

但区别在于，西方人视权利为正当，因而把道德义务换算为家长权利，看作理所当然。在当代人的意识中，可以说，财产权—与隐私、自治或参政不同—似乎不是一项内在的有价值的权利。更可贵的还在于，董仲舒并没有生搬硬套既有的法条，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仍运用道德思考，更深入更细致地研究案情，作出合理的判断，这是更高层次更自觉地对道德融入法律的践行。因为，法律和正义在一个国家成长发育，不仅仅是通过法官长久地坐在其椅子上待命，警察局派出密探，而且是每一个人必须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，每一个人有使命和义务，当任意妄为和无法无天的九头蛇敢于出洞时，就踩扁它的头。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，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，除了冷酷无情的‘现金交易，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。孟子接其绪，鼓吹德之流行，速于置邮而传命。

鉴于以上的考虑，中国自大一统的帝国建立以来，几千年间对商人对权利都保持忽略甚至打压的态势。诚然，近代资本主义是由商业活动的加剧和扩张启动的，西方的殖民，海外市场的开拓，使西方人积攒了巨大的财富，而随着仗剑经商的不断扩大，刺激了科学技术的进步，不仅要造出殖民经商的坚船利炮，还可以把科学技术用于工业和农业中，使其商品更有竞争力。

特朗普用美利坚优先的大言不惭，明目张胆地背信弃义，不能不让人感叹道德的沦丧。这样看来，西方法系中权利为本、权利至上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
关于这一历史进程，更详尽的还可以参见（意）圭多·德·拉吉罗著，（英）R·G·科林伍德英译，杨军译：《欧洲自由主义史》公民自由与政治自由和人权宣言两节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。甲因酒色谓乙曰：汝是吾子。

[14]接着他对私有产权定义道：私有财产这项人权就是任意地、和别人无关地、不受社会束缚地使用和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。【疏】议曰：‘在官长吏，谓内外百司，长官以下临统所部者，未能道德齐礼，移风易俗，实无政迹，妄述己功，崇饰虚辞，讽谕所部辄立碑颂者，徒一年。因此，在20世纪，西方法律传统的历史土壤正在受到侵蚀，这种传统本身正在面临崩溃的威胁。[36] 譬如在西方素有通才之称的莱布尼茨说：过去有谁相信，地球上还有这样一个民族，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各方面都有教养的民族更具有道德修养。

能穷乐之极矣，贤明之主也，可不察焉。它首先生产的是它的掘墓人。

道德在西方法律门边踟蹰千年，无能补权利至上之失，难免令人黯然神伤。我认定我们全部都接受下列政治道德的基本公设。

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，由此其选也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[46]的感悟。

最后，我们就回归到中国的道上来，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这一获取的过程，恩格斯在《反杜林论》中有一段话颇能说明：从资产阶级由封建时代的市民等级破茧而出的时候起，从中世纪的等级转变为现代的阶级的时候起，资产阶级就由它的影子，即无产阶级，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伴随着。这个历史性的任务被董仲舒之流承担了下来。前面我们讨论过，权利的正常行使，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。

[13]而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运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。"[49]强调道德是人固有的，仁义礼智是道德的四种主要表现，从本体论意义上确立了道德的人性之根。

在极端情况下，它是把他人的权利踩在脚底下的。孔子既有对原始社会淳朴德行的向往，对文明社会也并非不了解，只不过他把它称作小康而已，他身处于这样的社会之中，真实地感受到它的发展变化，画龙点睛般地勾勒出小康社会与大同社会的不同：今大道既隐，天下为家，各亲其亲，各子其子，货力为己，大人世及以为礼，城廓沟池以为固，礼义以为纪。

康德绝对命令下的道德。社会如缺乏爱的灌溉，成为丛林，人人各自为敌，人类岂能自安。